如何看楼继伟讲话背后的《劳动合同法》之争

摘要：楼继伟此时重提《劳动合同法》对企业保护不足，可见此前的争论并未达成共识，也是以一种新的提法再现当时的争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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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　　【背景】近日，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6年年会上表示，现行劳动合同法对企业的保护十分不足，在用工等方面都有体现，降低了中国劳动力市场灵活性，不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，且越来越明显。最终损害了劳动者的利益，倒霉的是劳动者。楼继伟并不是第一次对《劳动合同法》发表类似观点。
  　　一石激起千层浪，楼继伟的发言也让劳动合同法的关注和讨论再次升温。楼继伟还说，“下一步要修改劳动合同法，把合理的地方保留。但是要把过于僵化的部分剔除，保证劳动力市场灵活性。体现企业和劳动者的平衡。”
  　　如何看待《劳动合同法》的修改，要不要修，怎么修？
  　　劳动法学者、清华大学法学院博士后王天玉表示，关于《劳动合同法》，从制定之初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四次审议，即使2008年1月1日开始施行之后，争议也从未停歇。劳动法学界、经济学界以及当时的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等政府部门，认识各有不同。
  　　比如，2016年1月，经济学家张五常就在公开演讲中再次批评《劳动合同法》。即使在法学界内部，也存在劳动合同法更应侧重权益保障，还是合同自由的分歧。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梁慧星就认为，“片面夸大劳动合同的特殊性，否定劳动合同作为民事合同的共性，背离合同法基本原则和总则性规定，将劳动合同法混同于劳动者权益保护法，无视劳动合同法的民事法律性质，是劳动合同法的错误根源。”
  　　争议也体现在当时的立法过程中，有一些委员认为,不可以把对劳动者的保护太强化，以免加大企业成本，削弱国家的竞争力；另一些委员认为，现在的劳工权利保护太弱, 
  问题太多。也因此，产生了是只保护劳动者的“单保护”还是应该保护劳动合同双方当事人的“双保护”之间的争议。
  　　比如，《劳动合同法(草案)》送审稿时的第l条规定立法宗旨时的表述是：“为了调整劳动关系、规范劳动合同,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,制定本法。”该表述更接近于《合同法》。在修改之后，全国人大公开征求意见的《草案》, 
  则发生较大变化，立法宗旨变成：“为了规范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订立和履行劳动合同的行为，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，促进劳动关系和谐稳定, 
 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,制定本法。”
  　　有学者曾进一步撰文分析，“立法机关的利益衡量方法实际上表现为法工委、全国总工会和劳动与社会保障部之间的一种封闭性互动；《劳动合同法》的瓜熟蒂落实际上是透过三者间的协商达到立法政策设定的目的。”无论劳方和资方，均未找到通过“场内代表”进行利益博弈的制度化渠道。
  　　王天玉指出，劳动合同法最终采纳了“单保护说”，“楼继伟此时重提该法对企业保护不足，可见此前的争论并未达成共识，也是以一种新的提法再现当时的争论，不算是新问题。”
  　　王天玉认为楼继伟的发言提出一个关键性问题，即如何评价《劳动合同法》。“我不参与吵架或站队，回归问题本身，从规范法学视角而言，可以大致还原为《劳动合同法》有什么问题？该不该修改？如果修改，又应该朝什么方向修改？”
  　　劳动合同法本身突出劳工权益保护，有其进步意义，但也存在较大问题。在王天玉看来，最根本的问题是该法实行“一刀切”，脱离了用工实情，导致各方都不满意。所谓“一刀切”是指不区分劳动者的类型（工作岗位）、收入等，也不区分企业类型（大中小微、个体），统一适用一部法律。
  　　王天玉发现，现在某些的法院处理的案件中，一个突出问题是公司高管劳动合同争议大量增加，而“这些人往往又拿着公章，企业很容易败诉，意见很大”。而另一方面，春节期间仍有大量的农民工拿不到工资，往往又投诉无门或难度极大。两种现象的对比说明，“劳动者和企业都是分层存在的复杂体系，《劳动合同法》一刀切，自然会产生问题，称损害用工灵活性能举出例子，称劳工权利保护不足的亦大有人在。”
  　　王天玉介绍，国外立法有大量差别规定，例如日本劳动基准法针对17个行业，美国联邦公平劳动标准法案（FLSA）有大量复杂的关于管理岗、技术岗的规定，劳工部和法院系统据此提炼出一大套标准体系，例如以周工资为依据予以差别待遇。
  　　所以，如何修改《劳动合同法》，应当首先充分做好基础性工作，比如确立分类调整的理念，有大量的精准调研统计，将粗放型立法转变为精细型立法。“没有分类调整的立法设计，怎么改都可能最终还是一大堆问题。”
  　　王天玉表示，无论是用工灵活性，还是劳动权益保护，都应该在劳动者和企业分层分类调整的大框架分析，不能大而化之。灵活性也应该在某一个区间内建构动态标准，假定两个极端，高度灵活与无灵活性，前者可以表现为《劳动合同法》制定之前的一年一签、无书面合同等，后者则表现为计划经济。
  　　在资方与劳方的关系中，强化企业支配权，或者说用工决定权，是减轻企业负担的一层含义，但是，王天玉也指出，释放企业活力，增强企业竞争力，更需多方用力，找准关键突破口，比如沉重的税费。
  　　王天玉还提醒，修法也应注重时间的选择，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渐增的背景下，经济增长的声音强过维护弱者的声音，应防止把经济问题转变为社会问题。但无论如何，修法本身最终都要落实为技术性立法活动，应尊重基本规律。

  
  财新网作者：周东旭